说明:

描述:拍品唇口束颈，丰肩鼓腹，上配原盖，盖顶宝珠钮，通身施彩绘，饱满端硕，雍容大气。口沿处描金，颈部敷蓝料彩为地，绘变形莲瓣纹纹一周，下承如意云肩，腹部以胭脂红彩为地，色泽匀净厚润，其上轧道繁密精细之卷草纹，再以各色彩料勾勒缠枝西番莲纹，花朵丰硕，枝叶宛转，精巧繁盛，斑斓绚丽，尽现乾隆盛世繁缛奢华之美。底落“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乾隆时期景德镇御窑厂所制瓷器，纹饰极尽繁缛，洋彩色调秾艳丰富。此罐色彩鲜丽，针锥剔刻花纹精细连绵，诚为乾隆御瓷风格之典范。此类瓷器称洋彩瓷，着色技巧学自西洋画法。康熙年间，欧人来华谨见，画师艺匠既引入珐琅丽色，也带来欧洲当时流行之设计及纹饰图案。至乾隆一朝，以珐琅料着色之洋彩瓷作更上层楼，精益求精。 十八世纪初，洛可可风格始兴于巴黎，繁丽延绵的凤尾纹及卷草纹，加上金色，配以柔和色调，风格旋即流行至法、德、意大利等国，影响遍及美术、手工艺品、室内设计及建筑。相较欧洲巴洛克艺术及建筑之壮丽沉稳，洛可可艺术予人轻巧曼妙之感；康雍两朝宫廷审美均趋庄严肃穆，此西洋风格则为之注入一股清新活泼气息。本品花纹明显受西洋装饰手法影响，但中式韵味不减：欧式卷草蔓藤舒展对称，色调亮丽柔美，明暗效果鲜明，东西风韵，兼融并蓄。 锦上添花之艺，中外皆有，乃以分层划花之法，强调饰地之间的对比，在中国始见于宋代，尤以耀州及磁州窑为名。有清一朝，用诸瓷器之上，则于已施釉烧成之白瓷上，先罩彩，再剔去饰纹部分之彩料，露出白瓷，以续加彩色。此技大约同时出现于紫禁城造办处珐琅作及景德镇御窑厂，廖宝秀认为，洋彩器乃御窑督陶官唐英在乾隆六年（1741年）后所创，以悦圣心，并提及乾隆帝曾批评此前所烧瓷器「远逊雍正年间所烧者」，见《华丽彩瓷－乾隆洋彩》，国立故宫博物院，台北，2008年，页10-41。 紫禁城造办处所制瓷器，多着锦纹为地，较形拘谨，且多饰于盌、盘外壁。景德镇工匠则力求精巧，轧道多较细腻，虽为辅饰，却不受此之限。乾隆一朝，洋彩瓷器，多缀以锥剔卷叶凤尾纹，连绵细致，如锦织华绣，瑰丽堂皇，乃乾隆时期最繁缛华丽的瓷器种类之一。乾隆八年，唐英又在《陶冶图册》第十七编《圆琢洋彩》中有更详细之说明：“圆琢白器，五彩绘画，模仿西洋，故曰洋采。须选素习绘事高手，将各种颜料研细调和，以白瓷片画染烧试，必熟谙颜料、火候之性，始可由粗及细，以眼明心细手准为佳，所用颜料与珐琅色同，其调色之法有三，一用芸香油，一用胶水，一用清水，盖油色便于渲染，胶水便于拓抹，而清水之色便于堆填也，画时有就案者，有手持者亦有眠侧于低处者，各因器之大小以就运笔之便。”文中明确指出洋彩的两个重要特点：使用西方绘画技法，颜料与瓷胎画珐琅相同。由此可见洋彩的绘画设色妍丽繁缛，有别于传统技法，更需要画工高超的绘画功底与丰富的经验，殊胜难得。 《陶冶图册》中详细记录了景德镇御窑厂官窑御瓷的制作过程，亦可间接证明景德镇御窑厂即为洋彩制作之处。而其创烧也可体现中西文化之交融，乾隆皇帝对西方巴洛克与洛可可时代繁缛华美艺术风格颇为喜爱，如本品之绘饰技法即诸多方面彰显出典型洋彩之特征：一为摹仿西洋光影画法，注重纹样描绘的色泽深浅来表现明暗，突出立体层次感；二是西洋类几何纹样的运用，并于不同之三角几何面各自敷色，达到类似钻石般立体折射的视觉冲击。三是繁密而连续的缠枝西番莲纹，体现出典型的巴罗克式装饰风格。 本品所施胭脂红釉创烧于清康熙末年，它是一种以微量金作着色剂、在炉内经800℃左右烘烧而成的低温红釉。因此种红料由欧洲传入，故被称为“洋金红”或“西洋红”。又盖因此种红釉颇若妇女化妆所用胭脂之色，故又名“胭脂红”，其呈色根据烧造时掺入黄金的多寡而有深浅之分，含金量越高，胭脂色越浓，本品色泽沈郁，金含量必然颇高，亦可见其制作之不惜工本。 此类胭脂紫地洋彩轧道器皿非常少见，为清宫御窑珍罕佳作，受珐琅彩瓷影响，乾隆朝始制胭脂地轧道洋彩瓷，在当时实属珍稀之品。《活计档》中曾记载乾隆六年十二月及七年十一月，各有十件及三十二件的红地锦上添花茶圆茶壶等配匣入乾清宫珐琅器皿内。可见此类胭脂红地洋彩器皿，乾隆一朝将其归于珐琅一类，足见其品级之高。 相近紫红地洋彩例造，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数件可见，展于《华丽彩瓷》，编号18、19及22，廖宝秀均断为乾隆六年（1741年）之品。另有三例，底施松绿地署蓝料款，断为乾隆八年（1743年）作，编号31、42及43。另录同代数件珐琅彩轧道锦上添花例，编号81-87及91-96。北京故宫博物院也收藏一例，与上述其中一例成对，见耿宝昌编，《故宫博物院藏古陶瓷资料选萃》，北京，2005年，卷2，图版204。北京首都博物馆收藏一例，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对瓶相近，录于《首都博物馆藏瓷选》，北京，1991年，图版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