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

描述:

近代以来，中国多次遭遇列强来自海上的入侵，从鸦片战争开始，侵略者一次又一次依靠船坚炮利叩开中国的大门。面对贫弱和侵略，中国人拼搏变强的梦想未曾丧失，英勇斗争的精神未曾改变，寸土必守的决心未曾动摇，将梦想付诸实践的努力更是未曾停止。一枚“福州船政成功
大清御赐银牌”，即是当年中国人加强海防建设、提升海军实力、宣示海洋主权的见证。

  19世纪60年代，在外侮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清廷内部一些较为开明的洋务派官员达成共识，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工业，建设新式海军、陆军，掀起了一场长达三十年的“洋务运动”，福建船政正是这一背景下的重要产物。

  同治五年五月（1866年6月），闽浙总督左宗棠上疏朝廷，提出要抵御外来侵略，必须建立一支新式海军，设局监造轮船，培养自己的造船和海军人才。谕旨批准后，同年10月，清政府在独具地理优势的福州马尾设总理船政事务衙门，委派沈葆桢为第一任钦差船政大臣，设厂造船，兴办船政学堂。福建船政开办后，在短时间内就取得了重大成就，成为近代中国乃至远东地区最大的船舶制造中心和基地，其间所造船舰，所产枪炮、飞机、鱼雷等作战武器，都曾卓于一时，引起海内外瞩目。福州船政学堂则是当时中国最早采用西方教学制度、师资力量最为雄厚的新式科技院校，培养了大批造船技术和海军优秀人才，被李鸿章誉为中国海军学校的“开山之祖”。

  福建船政开办之初，清政府聘请法国军官德克碑、日意格担任船政监督，并招募了一些掌握科学技术、熟悉船政制造与教学事务的洋人在马尾船厂任职，从1866至1905年，曾先后招聘三批洋员。船政局与这些洋员签订《保约》，规定：“自船政铁厂开办五年内，保令外国员匠教导中国员匠，按照现成图式造船法度，一律精熟，均各自能制造轮船，并就铁厂家伙教令添造一切造船家伙，并开设学堂教习法国语言文字，俾通算法，均能按图自造。教习英国语言文字，俾通一切船主之学，能自监造，驾驶，方为教有成效。”同治十二年（1873），在五年聘用期限将满时，中国员工已能自行设计、造船制机。12月7日，沈葆桢上疏朝廷：“奏为船政教导功成，吁恳天恩，将出力洋员匠奖励并速筹犒银回费，俾得如期遣散，以昭大信而杜虚糜事。”疏中汇总了洋员各项荣誉奖励、犒银和回程路费“需银十五万两有奇”。未久，便获准奏，外籍监督、洋匠“各员感戴皇仁，欢声雷动”。

  彼时因“洋人性情以能得他国宝星为荣宠”，清廷遂规定：“功牌为外人所重，无论或赏银两，或赏物件，均不可无功牌。”船政对首批外聘洋员的奖励亦循此例，除应给的奖金和回程路费外，作为“犒赏”项目，到底有哪些物品，价值几何？以往因缺乏文献记载，无从得知。近年，原马尾造船厂历史陈列馆馆长林樱尧先生在整理船政史料时，于1874年沈葆桢为洋员、洋教习“请赏宝星以示优异”奏折中，发现了一份此前从未被披露的附片，该附片中详细列出了“犒赏”清单恭呈御览：

  支制给正监督日意格黄貂马褂一件，工价银一百三十七两；

  支制给正监督日意格等一等宝星七颗、二等宝星五颗，共一十二颗，每颗金重一两二钱八分八厘三毫，工价装潢合银二十五两九钱三分八厘二毫，共银三百一十一两二钱五分八厘四毫；

  支制给洋师乐平等金牌一十五面，每面重二两三钱九分六厘，工价装潢合银四十四两九钱九分七厘，共银六百七十四两九钱五分五厘；

  支制给洋匠卑得儿等银牌二十五面，每面重四两三钱，工价装潢合银八两九钱三分三厘，共银二百两八钱二分五厘。

这些奖品中，宝星为纯金勋章，重量标得很清楚。而金牌则“每面重二两三钱九分六厘，工价装潢合银四十四两九钱九分七厘”；银牌“每面重四两三钱”，与傅瑞胜先生藏“大清御赐银牌”重量大体相当。至此，“福州船政成功
大清御赐”金牌和银牌的来龙去脉完全揭晓，乃是清政府奖给福建船政创办及发展过程中取得卓越功绩的外国人士之用。

  至于这些金、银牌在哪里制作？对海军史、船政史研究造诣颇深的陈悦先生明确表示，晚清时期所颁发的勋章，均为颁发部门自制，而非皇宫内的造办处所铸。船政御赐金银牌，亦应是船政自行制作，当年马尾造船厂引进大量西方设备，铸造功牌自非难事。沈葆桢奏折附片中罗列的“工价”费用，即可佐证。——参阅林樱尧著《船政御赐金牌和银牌的来历》一文，刊载于《福州晚报》，2021年11月14日